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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預警

公元一七一六年（康熙五十五年）康熙大帝在與大學士們論及東南沿海外洋事務時說了一句話：

海外如西洋等國，千百年後中國恐受其累，此朕逆料之言。

這句話在當時並沒有引起多少重視，在其後的一百餘年裡也沒有人注意，今天恐怕已經很少有人知道這段警告了。

這也難怪，畢竟預言的是「千百年後」的事，當時以及其後的朝廷都有一大堆急迫的事等候處理，有誰去為千百年之後的事操心？

康熙的警告並非信口而發，他從欽天監內的爭論以及西洋教士為他測繪地圖的工作裡，看出西洋等國在天文、數學、航海、測量、機械等方面已經遠遠超過了中國。

他還知道俄羅斯的炮術也遠遠超過了中國，而俄羅斯與西洋各國相比還是個落後國家。彼得大帝（Peter the Great, 1672-1725）正在力圖改變這個狀況。

不過西洋各國畢竟還是極其遙遠的國度，他們遠涉重洋來到中國的目的不外是為了通商和傳教，這些都是可以恩准的，因為通商就是進貢，這就是揚天朝威名於海外，而外國傳教士們除了傳教之外，還帶給他許多新知識，他在與俄羅斯使臣的交往中就利用了這些知識，傳教士們還在中俄談判中擔任中方譯員。

康熙知道這一切，他還知道中國的土地、人口以及財富都遠遠超過那些西洋國家，所以在「千百年之內」，那些遙遠的國家還不至於危害中國，這是他的預言；也是他的判斷。如果不是因為歐洲後來發生了工業革命這個意外情況，康熙的這個判斷也許還算不錯。

清初來華的西洋教士與明末來華的西洋教士有很大區別，儘管他們都是飽學之士，但明末來華的耶穌會士，如利瑪竇（Matteo Ricci, 1552-1610）、湯若望（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, 1591-1666）、鄧玉函（Johann Schreck, 1576-1630）等人特別注意結交中國的士大夫，這些士大夫就是當時的高級知識分子，如徐光啟（上海徐家匯就是他的家族居地）、李之藻等人，於是中國就出現了一批掌握歐洲知識的士人，而當時的皇帝並不重視這些傳教士，所以也極少接觸他們。到了清初，皇帝開始重視這些傳教士，聘請他們為私人數學教師和顧問。於是他們就把全副精力放在皇帝身上，不再注意士大夫們了。而士大夫們也非常敵視傳教士，沒有人願意結交外國人，更不願學習他們的知識，這些知識對於「修身、齊家、治國、平天下」毫無用處。對做官更無用處。中國的學者們沒有一個比康熙皇帝更知道或者願意知道西洋的事情。

利瑪竇等人苦心開創的中西交流終止於一七○五年，這是因為教會的內爭而造成的。方濟各等教團攻擊耶穌會不講原則，聽任中國教徒敬天祭祖，耶穌會士們則辯解說：「敬天就是敬上帝，祭祖就是對祖先的尊敬，並非偶像崇拜」。這個爭論在宗教史上被稱為「禮儀之爭」。羅馬教廷派人來華聽取雙方答辯之後裁定耶穌會敗訴，然後將他們撤回歐洲。康熙大怒，立即禁止其他教團在華活動，自此之後，只有極少的幾名教士能夠留下來繼續為中國皇帝效力。這些人的學識遠不如他們的先驅們，對中國朝廷的影響更是微乎其微了。中西之間的唯一小窗口差不多被完全封閉。康熙就是在這個小窗口被封閉前獲得了不少歐洲的知識，並且根據這些知識做出了上述判斷。

教廷的裁決並沒有終止「禮儀之爭」的爭論，反而把爭論從中國引到了歐洲，從教會內部引向了社會。此時正值歐洲啟蒙運動方興未艾，社會推崇理性，反對宗教權威，歐洲各國的君王和學者都對這個爭論頗感興趣。一部分學者以伏爾泰（Voltaire，原名：Francois-Marie Arouet, 1694-1778）為代表，備加稱讚中國的思想和文化，認為孔夫子的教導只談道德問題，不涉及宗教神話，卻能在民眾中有如此深遠影響，足見中國民眾最講理性；足見中國政治崇尚開明。歐洲的君主們應該效法中國的「開明專制」。儘管他的這些說法並沒有得到普遍認可，但在歐洲宮廷中確實興起了一股「中國熱」。君王們以留髮辮為文雅時尚。英王喬治五世（George V, 1865-1936）和美國首任總統華盛頓（George Washington, 1732-1799）都留有髮辮，直到一百多年之後，歐洲開始輕視中國，中國男人的髮辮才成為野蠻落後的標誌並且受到嘲笑。